路得
(繼續上週)
我十分清楚，過去幾年，許多同事屈服於安德魯的壓力，對他不喜歡的人給出了偏頗的評價。更糟的是，有些人還按照上司的命令捏造數據。是的，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可能會因服從層級或社會的要求而做出邪惡行為。
憑藉上帝的仁慈，最後我堅持了自己的原則，拒絕了安德魯的要求。在他懲罰我不服從命令之前，我們整個部門都被裁員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上帝把我從一個不理想的狀況中解救出來。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問自己：「如果沒有神的拯救，再發生這樣的事怎麼辦？我會做出不同的決定嗎？」
幾年前，德裔美籍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提出了一個獨特視角來探討「平庸之惡」這個概念。她在1961年報導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時創造了這個詞。鄂蘭的說法提供了深刻的見解，說明普通人如何在特定情況下犯下可怕行為。
阿道夫·艾希曼是希特勒大屠殺的主要成员之一，負責協調大規模驅逐和滅絕數百萬猶太人的後勤工作。1960年在阿根廷被捕後，艾希曼被帶到耶路撒冷接受審判。鄂蘭為《紐約客》撰寫審判報導，原本預期見到一個充滿邪惡的魔鬼。相反，她發現艾希曼有著令人不安的平庸，他是一個並非由狂熱仇恨驅動，而是以愚鈍的官僚方式服從命令的人。
艾希曼的平凡及缺乏殘酷意識形態的事讓鄂蘭大為震驚，使她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論點：邪惡可以通過不加思考地服從規則而體現，亦即是一種令人不安的平凡之惡形式。
在她的重要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平庸之惡的報導》中，鄂蘭認為艾希曼的罪行並非出於極端仇恨，而是對他視為單純實行義務的缺乏反思。她主張，他的行為根植於從眾心理以及拒絕反思盲目執行命令的後果。
鄂蘭提出，這種「平庸之惡」比惡魔般的暴行更可怕。社會往往能識別和防範明顯的邪惡，但平庸之惡的狡詐之處在於它能夠在正常表象下操作，隱藏在官僚語言和程序後面。
鄂蘭對平庸之惡的見解引發了對社會結構的深刻質疑。在一個流程和等級制度主導一切的世界裡，個人更容易放棄道德責任。當一般工人在做好自己的職責時不考慮更廣泛的影響時，他們可能無意間成為不良機制中的一個齒輪。
這一觀點促使我們在當今世界提出一個關鍵問題：那些重視服從而抹滅倫理思考的制度是否無意中助長了平庸邪惡滋生的環境？
從企業醜聞到政府腐敗，許多例子顯示由於層級服從性，違法行為被接受或忽視。隨著官僚體系的擴展，個人可能優先考慮遵循規則而非道德決策，從而助長系統性問題的風險加大。
鄂蘭的研究強調了批判性思考及道德反思的必要性。在承認普通人可能參與平庸之惡的潛力後，社會必須營造一種鼓勵質疑和道德推理的環境。
身為基督徒，我們不僅要指出公然的作惡，也要警惕不假思索的順從。道德社會的真正衡量標準可能不僅在於其法律和懲罰，還在於其自我反思的能力及其對道德意識的承諾。
